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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在美國，我們擁有形形色色的選擇，但這些選擇其實受制於我們的背景、環境、個人天賦﹐以及今天美國社會的嚴重兩極化。因此，雖說我們到了21歲，就要為自己作選擇，但這些選擇肯定受到文化壓力和規範所限制。
我初次沉浸於這個想法，是在我拍寫「羅德尼的罪行」的時候。這個攝影特寫的主人翁是21歲年輕人伍德森（Woodson），他來自匹玆堡市環境最差的貧民窟，面對一項謀殺罪名。他遭人勒喉、搶劫、毆打，然後他開槍射殺了侵犯他的人。 無論從哪一方面看，伍德森都是個外表和性格討好的伙子、深得孩子喜愛的父親，從來沒惹上麻煩。問題是，案發時伍德森是否有機會離開而不須幹掉他人呢？ 我心想，要是伍德森居於城中較安全的地區，他還會有需要帶槍傍身嗎？要是他來自不同的背景，在這一刻，他也許會是個成功的大學生，擁有光明的前途。 |
美國式的自由給予我們很多機會，但囿於社會規範和經濟現實，今天它也限制著我們的選擇。未婚媽媽的孩子，長大後也往往成為未婚媽媽；醫生的子女，也常常能成為醫生。 我以21歲作為紀實的題材，目的是讓觀眾就著我們文化中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尋找自己的結論。今天的美國，有著那麼多的對，也有著那麼多的錯。透過直接審視21歲年齡層的角度，我希望觀眾在明白美國正朝積極方向演進的同時，也能理解到對一些機會有限的人來說，無論那是經濟機會或個人機會﹐時間看來是停滯不前的。 — 約翰．卡普蘭（John Kaplan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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