學習與爭議共存：越戰報道講座二之二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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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1962年夏天，美聯社派我到南越報道當時還是一場小型的戰爭。可是，在越南等待著我的，是一個遠比預期重大的新聞故事。當時越南是個分裂了的國家，北面是共產主義政權，南面是民主政權；它也處於冷戰時間的鬥爭核心－－共產主義與西方陣營的dui對壘。 我結果學會了當一名戰地記者，與包括路透社的特納（Nick Turner）等行家們一起跑新聞﹐例如在旅途中與美國軍事顧問談戰情。那時候，整個南越才只有8000名美軍而已。 但很快，南越多處街頭出現的政治動盪的震撼力，就蓋過了戰爭。1963年10月5日，一名佛教僧人刻意在西貢市一個十字路口自焚而死，我很害怕，但還是拍下他的照片。當時，他一踏出計程車，就把用膠袋盛著的汽油倒在自己身上，然後劃火柴。我們身在現場，因為有人告訴我們，那兒將有學生舉行示威。 |
第二天，《紐約先驅論壇報》的社論提問，為何我當時不嘗試阻止那個僧人自殺。我的反應是，我是個記者，不是消防員－－又或是拯救別人於苦難的守護天使。這個僧人的死並非意外，而是對南越政府戲劇性的政治控訴。我，作為一個記者，不應直接干預歷史的進程。 不過，我們這些記者還是被捲入政治鬥爭之中。在一次反政府的僧侶街頭集會中，我被便衣警探打了一頓。他們對我拳打腳踢，我血流披面，摔倒地上。他們想趕我和其他記者離開。我是最瘦小的目標﹐《紐約時報》大塊頭行家哈爾伯斯達姆（David Halberstam）前來營救我。 但其後我還是跟我的《美聯社》分局局長布朗（Malcolm Browne）一起被捕，還遭恐嚇會被控以嚴重的罪名。美國大使館介入，我們終於在被關押12小時後獲釋﹐然後隨即回去找那些僧侶進行採訪。新聞故事遠較我們的安全重要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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